2300 年前，公元前 278 年的那个孟夏。
慎终追远、敬贤礼士的中华文化，以如此隆重的礼仪纪念屈原，说明了他的价值、分量和地位。一个人与一个节日、一种民俗的关系如此之紧密，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。我曾在《屈原，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》一文中，回顾了作为中华文化高度的屈原，他的政绩和文化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，为什么说他是 “悲剧英雄”，屈原为什么要向比他年长 210 岁的孔子、比他年轻 210 岁的司马迁学习，为什么说屈原是 “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”“中国文人的一滴眼泪”，“屈原精神” 的核心内涵是什么，等等。文章既出，总想深研之补续之，意未尽，思无期。他是历代中国文人最牵肠挂肚的那个人。
端午节是属于屈原的，是天下诗人的节日。
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开创了先秦文化的巅峰。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”，这是李白对屈原楚辞的评价。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，楚辞是古代崭新文学样式的开篇，是中国散文的滥觞与诗的高光，是文化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艺术学、神话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的集大成者。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《招魂》是中国文学的峰峦，那一篇篇优诗美文、丽辞华章，无一不是千古名篇、万世经典。楚地的雄奇瑰丽，楚风的神功巫术，楚乐的玄妙悦听，楚歌的豪迈凄惶，楚语的灵光雅趣，楚人的执着坚韧，铸就了楚辞的灵魂与骨骼。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代表性人物，是灿烂楚辞中最鲜亮、最灵动的那个因子，是中国的荷马、萨福、阿纳克瑞翁、品达。屈原，是楚辞的盘古。
屈原的《离骚》，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、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，强烈的政治倾向、政治诉求、政治主张浸润字里、弥漫行间。在屈原笔下，夏王荒淫无度，后羿纵情嬉戏，过浇毫无节制，夏桀违背常伦，商纣残暴狂虐，是昏君；夏禹和商汤恭敬法度、谨慎严明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举贤授能、遵规守矩，是明君。“依前圣以节中兮”，是对历史先圣公道公正的呼唤；“世并举而好朋兮”，是对现实结党营私的抨击。屈原的《天问》，一连向上苍提出 170 多个诘问，从天文地理入手，探寻人类社会的来去与流变；从神圣先帝说起，探究列祖列宗的得道与失道。既敬天尊神法道，又借天问道、以古喻今，追问历史、叩问现实，闪烁着政治理想、科学思想、探索精神的光芒。屈原构筑的宇宙观念、神仙观念、神怪观念、历史观念，建立的世界观、方法论，定义的天体、天道、天德、天性，深邃而广博，宏大而缜密，忽闪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。屈原的文辞亦儒亦道、亦文亦武、亦真亦幻，神奇的想象和奇异的幻想渲染出激情神秘主义的色彩，比喻的手法和具象的指代体现着温暖现实主义的关照，比兴的手法和排列的句式升华了悲情浪漫主义的情怀。唯美的意境衬托出美政与理想的憧憬，华丽的辞藻喻示了人格的高贵与灵魂的高洁。一音一韵，一字一句，皆是时代的旋律、历史的节奏、现世的音符。盛世必出华章，但华章未必出自盛世，向往产生美好，苦难成就辉煌，意象万千的楚辞流泛斑斓历史的波光。让仙界照亮人间，让理想照进现实，有失望才充满期待，有黑暗才向往光明，楚辞的调性与色板，离不开悲怆的旋律和阴晦的背景色。屈原，是楚辞的主题。
楚辞是天下的，是天下共仰的高山。屈原的辞赋中，辉映着尧舜禹、汤文武的身影，闪烁着皋陶、伊尹、傅说、比干、吕望、百里奚的名字，他们是古之先贤、华夏英雄，而非楚国一国所囿、一域所有，这是楚辞的胸怀。《诗经》是中原的、黄河的，也是楚辞的、长江的，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共同汇成华夏文明的主要篇目。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楚国的宫廷也是《诗经》的殿堂与学堂，楚人竞读《诗》，“辞”“诗” 竞交辉，这是楚辞的境界。楚辞的锦绣灿烂，少不了古歌，离不开神话，缺不了诗经。与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色彩相比，楚辞更有个体的独立与自由，更有精神的奔放与玄冥，这是楚辞的气质。品读屈原的吐哺之作、推敲之句，从那雄浑之篇章、奇丽之辞采，看得见巴蜀的雄险幽秀，找得到秦晋的苍凉奔放，品得出齐鲁的厚重长韵，听得见燕赵的慷慨悲歌，觅得出吴越的轻歌曼舞。文相融、情相连，文脉血脉相贯通，诗经楚辞共星空，这是中华文化两大源流相互激荡的壮丽气象。秦汉之后，楚乐流行于汉宫，楚辞发展成汉赋，演变成五言诗、七言诗、骚体诗。屈原之后，数代中国文人踯躅在楚辞的星空之下，咸集于巍巍文山之麓，挖掘文学的源泉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用了 1200 多字，铸造了屈原那个令后世景仰的雕像。西汉刘安集之、刘向编之，东汉贾逵、班固注之，王逸辑之、叙之，南梁昭明《文选》收录之，南宋朱熹集注之，明清两代集解之、注疏之，近现代梁启超、王闿运、闻一多、郭沫若注之释之评之论之。屈原，是文人的北斗。
但那是楚辞的时代，不是屈原的年代。
作为楚人的宗族后裔、战国后期楚国的左徒，屈原 “思君其莫我忠兮”“事君而不贰兮”，无限忠于朝廷、忠于君王，也因此一度深得楚怀王重用，执掌许多重要军政事务，表现出高超的治政才能。他忠君、忧民、爱国，一心为君、一心为国，在楚怀王支持下修明法度、推动改革，“励耕战，举贤能，反壅蔽，禁朋党，明赏罚，移风易俗”，对外力举联齐抗秦、保全楚国，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，实力雄厚，威震诸侯各国，功不可没。
但改革总会遇到阻力，先驱往往成为先烈。屈原是楚国社会的一柄利剑。他敢于直指旧政时弊，敢于问责吏治腐败，剑指贵族阶层的贪婪，锐气逼人，哪怕是招来羡慕嫉妒恨，哪怕是明枪暗箭如麻。一首《天问》，即是问天，是挑战、是诘问，表现出大无畏的质疑精神和批判勇气。屈原的耿耿正气，2000 多年来凝而不散，绵延不绝。
屈原谋得了大事，却算不过小计，更斗不过小人。他遭遇到五个小人，一是秦相张仪，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阴谋难以得逞的对手，所以就贿赂收买楚怀王身边的近臣和宠妃，离间君臣，陷害忠良屈原；二是楚臣上官大夫，此上官大夫未见其名，与屈原同列，共事朝廷，《史记》载曰，“上官大夫欲夺之”，使怀王 “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”，令尹子兰也 “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”; 三是楚大夫靳尚，《史记》载，张仪曰:“臣善其左右靳尚，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。” 张仪入楚被楚怀王扣押，靳尚大夫收了张仪的贿赂，劝楚怀王释放了张仪，还进了屈原的谗言。有史学家认为，靳尚大夫与上官大夫不是同一个人；四是楚怀王之子、楚顷襄王之弟、令尹子兰，子兰当年一直构陷屈原，不顾屈原反对，竭力主张楚怀王入秦，楚怀王被扣客死秦国，屈原斥责子兰对楚怀王之死负有责任，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，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之滨；五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，她阴险善妒，是典型的 “心机女”，她受张仪、靳尚之托，蒙骗楚怀王放走了张仪，并设计陷害屈原。当然，屈原遭遇最大的灾祸，还是来自楚怀王、楚顷襄王两任楚君，君权决定国运。昏聩之君误国，蛊惑之佞亡国，只有悲愤之臣在悲愤。
屈原是悲剧英雄。战略败于战术、谋略败于谋术、谋事败于谋人，决定了屈原的险恶环境和悲惨命运，但他的忧楚、兴楚、强楚之心丝毫不减、炽热灼人，早已将个人之恩怨得失置之度外了。直到国破政息人亡，百姓生灵涂炭，万念俱灭的屈原纵身一跳，訇然一掷，像一枚义无反顾的人体炸弹，炸向令人窒息的朝廷，炸向恣意欺侮楚国的外敌强敌，也给自己画上了一道生命的终止符，如金钹合击、大鼓擂动，飞浪溅起三千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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